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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新引擎”激發農村脫貧新動能

發布時間:2020-07-07點擊次數:391 打印 字號:TT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擴大電子商務進農村覆蓋面,支持供銷合作社、郵政快遞企業等延伸鄉村物流服務網絡,加強村級電商服務站點建設,推動農產品進城、工業品下鄉雙向流通。據統計,2019年,我國行政村通光纖和4G的比例均超過98%,基本實現了城鄉“同網同速”。2016年至2019年,我國農村網民規模從1.91億上升到2.5億,農村網絡零售額由0.89萬億增長到1.7萬億,總體規模擴大了近1倍,2019年全國農產品網絡零售額3975億元,同比增長27%。



 

為了解農村電商發展情況,山東財經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課題組開展在線調查,共回收1535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四成以上農村家庭通過網絡購物的比重占購物總量一半以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多點、每日優鮮、盒馬鮮生等線上零售商實現了2小時送貨上門的急速冷鏈配送服務,52%的農村消費者認為生活常住地網購和收發快遞非常便捷。但從步行10鐘以內快遞便民網點數量來看,農村與城市差距較大。調研發現,農村電商喚醒了鄉村市場,是當前決戰脫貧攻堅的有力抓手。

 

各展所長:當前農村電商五大運營模式

 

根據農村電商不同的組織形式和主體,課題組將我國農村電商總結為五種模式。

 

“服務商+店鋪”零售模式。 浙江麗水模式是我國首個以綜合服務商為主體的農村電商模式。該模式通過建設本地綜合服務商,成立網商協會,建設網店服務中心,搭建農產品特色館,為縣域商家提供“統一采購、統一倉儲、統一配送、統一物流、統一包裝”等零成本開店運營服務,為農產品網絡零售制定產銷規范和標準,為網絡分銷商提供售后服務。截至目前,浙江麗水共建設各類農村電子商務服務站4000多個,2019年累計實現農村電商銷售額近300億元。“服務商+店鋪”零售模式降低了網絡店鋪的技術、管理和資金門檻,帶動電子商務生態發展,使網商店鋪實現零庫存經營。

 

“淘寶村+農戶”集群模式。 淘寶村是以行政村為單元,電子商務年交易額達1000萬元以上、本村活躍網店數達100家以上或活躍網店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以上的村莊。淘寶鎮是淘寶村數量在3個及以上的鄉鎮或街道。在一個區、縣或縣級市,10個以上淘寶村相鄰發展構成集群,則為淘寶村集群。根據阿里研究院調查數據,2019年我國淘寶村數量為4310個,淘寶鎮數量為1118個,淘寶村集群95個,大型淘寶村集群33個,超大型淘寶村集群7個。淘寶村覆蓋全國25個省區市,主要分布于東部沿海,中西部地區淘寶鎮數量超過淘寶村數量。2019年,全國淘寶村和淘寶鎮網店年銷售額合計超過7000億元,占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近50%。超大型淘寶村集群電商年銷售額達數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淘寶村借助互聯網帶動農戶將農產品賣到全國各地,呈現產業集群化、裂變式擴散的特征,在增加農民收入、帶動農民工返鄉創業、靈活就業、助推農戶減貧脫貧等方面凸顯重要價值。

 

“平臺+網紅直播”帶貨模式。 2019年直播帶貨悄然而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熱度迅速高漲。抖音、快手、京東、拼多多等平臺開通了縣長、市長直播間,書記、縣長、市長化身本地特產“推銷員”,向網友推薦當地特色農產品。一些網絡知名人士紛紛參與直播帶貨,農民也變身“網紅”,為暢通農產品外銷渠道助力。直播帶貨繞過了傳統中間經銷商,直接實現了商品與消費者對接;“網紅”主播親和力強,幫助消費者提升消費體驗,受到歡迎和喜愛。

 

“合作社+貧困戶”扶貧模式。 電商扶貧模式是指以推動電子商務進農村為契機,對接農村電商與合作社,助力精準脫貧,讓互聯網發展成果惠及更多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比如,云南保山讓當地791名建檔立卡戶成為全產業鏈的利益主體,平利縣在拼多多上線的店鋪有接近1000家。該模式將貧困戶聯結起來以合作社名義開設旗艦店,將原產地的“最初一公里”和消費端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連接,大山里的產品直接寄送到城市寫字樓,貧困戶成為電商店鋪和合作社的“股東”,共享合作社的商業收益;合作社帶頭人負責運營店鋪,保證貧困戶安心生產。河北望都創新“農村電商+農村金融”精準扶貧新模式,通過公益性電商平臺購特網與當地農村信用聯社合作,將100個農聯社鄉村代辦點嫁接到購特網平臺,提供農資購買、網上繳費、店定店取、金融存貸等服務,開創了“前方是網商、中間是合作社、后方是貧困戶”的脫貧新模式。2019年,中國電商扶貧實現了貧困縣全覆蓋。

 

“園區+新農企”示范模式。 農村電商示范區模式以電商示范區或產業園為載體,通過制度創新、管理創新和服務創新,在網絡銷售、公共服務、人才培養等方面積極探索,破解農村電商發展瓶頸,培植壯大電商經營主體,構建全渠道的農產品電商網絡體系。農村電商的發展需要保障設施聯通、商貿暢通、資金融通,完善信息鏈、產業鏈、供應鏈的綜合協調機制。陜西省武功縣、重慶彭水縣等以園區作載體,積極搭建集企業孵化、物流分揀、行業管理、產品展銷、人員培訓于一體的電子商務產業園,提供產品檢測、數據保障、經營指導等配套服務,補全電商產業鏈條,大力吸納外地電商到當地注冊經營,為新電商企業提供成長搖籃。借助農村電商示范園區,積極創建農產品區域公共品牌,探索農村電商規范和標準,高規格、高質量、高水平培育新型農村電商企業,形成了農村電商帶動鄉村振興的繁榮局面。

 

大有可為:有效銜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

 

上述模式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電商“大有可為”。

 

拓寬了農副產品銷售渠道。隨著互聯網不斷普及,傳統電商平臺的工業品下行模式逐漸轉變為新電商平臺的農產品上行模式,農村電商平臺打通了數字供應鏈,成為推銷農副產品的尖兵銳器,讓農副產品插上了數據的翅膀。“養在深山人不識”的農副產品正在“飛”入越來越多的城市家庭,突破了有形市場的地域空間限制,有效解決了農產品滯銷、城鄉供需兩重天的問題。

 

提升了農業生產數字化、智能化水平。農村電商讓農業走上了智能化生產道路。農戶可根據消費市場需求,將產品生產所需的溫度、濕度、光照等數據組成的氣候參數傳到電腦終端,對農產品生產進行智能化作業和操控,實現科學種植,建立“一品一碼”全過程質量追溯體系,保證農產品品質參數。農村電商通過農產品供需、產銷精準對接,重塑農產品供應鏈模式,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培育了一批干事創業的“新農人”。網絡信息時代,農村電商為廣大農民提供了低成本創業渠道,促進了人才回流,讓農民這個職業更有吸引力。截至2019年,拼多多平臺已累計帶動8.6萬名“新農人”返鄉創業;2019年,全國淘寶村鎮帶動就業逾683萬個。



 

加快了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農村電商不僅意味著打通農產品從鄉村到城市的上行銷售渠道,更暢通了資金、人才、信息、知識、商業模式等要素和變革力量的下行渠道。上下貫通,才能讓鄉村真正“活”起來。我國農村電商蓬勃發展,引導資金下鄉,吸引著廣大“新農人”返鄉創業,使市場信息得以無延遲地直達農戶,催生了多元商業模式,激發了農民的致富潛能。農村電商為廣闊鄉村架設了交易的空中平臺,讓各種資源和要素源源不斷地流向農村。

 

有效銜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一些地方將發展農村電商與實施精準扶貧深度融合,在解決就業同時增加貧困群眾的收入。中國電商扶貧聯盟數據顯示,2019年,其成員單位對接幫扶及銷售貧困地區農產品逾28億元,覆蓋22個省市區478個貧困縣842家企業,帶動農戶8萬戶。截至2020年3月,國家級貧困縣電商吸納農民就業超過900萬人。

 

短板待補:問題與不足不容忽視

 

目前,農村電商仍然面臨新型基礎設施滯后、物流配送網絡有待完善、實用技能型人才短缺、農產品質量不高、法治化體系不健全等一系列問題。

 

農村電商基礎設施仍然滯后。近年來,我國農村水電氣等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速,但在信息化、智能化、數字化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遠遠滯后于城市。農村電商運營對通信設施和交通運輸設施有一定要求,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交通設施、電力設施以及網絡相關設施建設與城鎮相比相對滯后,限制了物流網絡的延伸,成為農村電商發展的短板。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相關調查,農村網民數量僅占全國網民規模的28.2%,與城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另一方面,農村地區物流配送服務水平較低,物流配送點布局分散,農村現有物流體系難以支撐電子商務發展;與農村電子商務相關聯的商業銀行網點較少,網絡支付手段有限。



 

農村電商人才十分匱乏。大量農村優秀人才流向城市,制約了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留守人群大多為中老年人,文化水平不高,對網上平臺、網絡支付等認可度、接受力不足,電商專業型人才十分短缺。

 

農業產業體系尚不完善,農產品質量不高。個體分散農戶缺乏產品生產標準意識,農產品質量認證和安全監測體系不健全,品牌效益較低。農產品品種單一,生產成本相對較高,同質化現象普遍存在,使其附加值較低,競爭力不強。

 

農村電商市場法治化水平有待提升。受技術開發程度和普及面的影響,農村電商進入門檻低,電商平臺之間競爭激烈。絕大部分電商平臺都允許個人自由開店,對電商主體經營資質證明的要求不嚴格,造成無照經營現象存在。此外,監管部門職能交叉、分工模糊,帶來監管盲區,影響了農村電商健康發展。

 

強體健身:探索高質量發展新路徑

 

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打造高質量電子商務平臺。加大農村地區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農村電子商務的結合與應用,不斷創新農村電商服務業態;推動智能化供應鏈持續向農村下沉,促進農村電商物流供應鏈實現平臺化、集成化經營,打造一套適合農村電子商務的物流運輸、配送系統,實現農村電商規模化與柔性生產融合發展;加大農村支付體系、電子支付終端等信息化軟件建設,建立高效的信息聯絡站,打造高質量農村電商平臺。

 

建立健全農業產業化信息化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包含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新品研發、技術推廣、質檢監督等在內的農村生產服務體系;加快建設高質高效的農業產業化數據庫,推動實現農業產業化數據共享;建立健全農村信息服務機制,為農村居民提供農產品生產、銷售等方面的信息查詢;整合各級涉農部門信息資源,實現省級層面涉農信息資源共享,健全農業信息共享長效機制;依托農村信息服務平臺,提高農村電商數據資源利用效率,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

 

培訓農村電商技能型人才,培育“新農人”。聘請或引進電商專業人才,對本土電商從業人員開展電子商務知識和業務技能培訓,提升其電商經營素養;組織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退役軍人、返鄉人員等青年人才到電商企業“以干代學”;強化與大型電商平臺的戰略合作,充分利用現有電商平臺的專業人才隊伍、經營理念及資金優勢;建立健全對電商專業人才的獎補制度,將城市中的電商人才引進來、留下來。

 

延長農產品產業鏈,提升品牌效應。提高農產品的生產和質量標準,完善農業生產體系,提高農產品高品質供給能力,促進農產品深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以品牌化發展思路為引導,科學合理地規劃各地種植結構,實現差異化種植,打造特色農產品品牌,為農村電商發展注入持續性動力。

 

加強對農村電商的市場監管,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加強對國家相關政策、法律法規的宣傳,引導農村電商守法合規經營;簡化農村電商從業人員審批手續,提高農民參與電商的熱情,激發創業創新動力;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同時,建立健全農村電商“紅黑名單”制度,加強農村電商市場監管力度;建立網絡交易監管平臺,從嚴從快處理農村電商中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炒作虛假宣傳等違法違規行為;建立健全消費者維權體系,扶持電商公共服務組織、行業協會發展,加強行業自律,切實保障農村電商經營者以及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電子商務活動正常秩序。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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